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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明白了。我们是这么办的：只要是纸做的，像字画书籍之类的就点把火烧了；要是易碎的东西，比如瓷器什么的，就索性让它碎了。这样比较省事，当然，要是金银衣服类的就不能毁了，那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我们就上交了。”

    李云龙搔搔头皮疑惑道：“过去打土豪不是这样，浮财都集中起来，按村里穷人的人头份平分。当然，有的东西不可能分匀，比如一头牛你咋分？总不能一人砍条牛腿吧？所以几户人家分一头牛，算大家的，共同使用。现在抄家可能是老规矩不作数了，浮财不分了，那上交给谁呢？”

    儿子回答：“当然上交给国家了，国家专门办了抄家物资上交点儿。”

    李云龙有点儿明白了，当年打土豪抄得的财物一部分用于红军的军费，剩下的就给本村穷人分了，土改时抄得的财物也是本村穷人均分，政府并不伸手。现在可能是规矩变了，浮财不许分了，政府要用。

    抄家风很快就过去了。据儿子李健解释：“是因为实在没啥可抄的了，该抄的哪家都是被抄过两三遍了，屁也没有了。有些坏人家更气人，明明是地主或资本家，可家里的摆设还不如咱家呢，我见过一家，除了破被子和几件破衣服，就一个大咸菜坛子还算件东西，让我们一怒之下给敲漏了。可他家成分还真是资本家，我很奇怪，怎么还有这么穷的资本家？要不然我们还真把他家当成贫农了。”

    这好比练武的人相互过招，闪电般地一交手再各自闪开，这叫一回合。“文化大革命”第一回合是奔“三家村”去了，“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是陪衬，死老虎再拿出来打打也无妨。第二个回合就有点儿石破天惊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倒台把李云龙惊出一头汗来。刘少奇和陶铸怎么样他不太清楚，可邓小平他还是挺熟的，这个前129师政委是他的老上级。按照军政各负其责的制度，赵刚和邓小平打交道多一些，毕竟是垂直领导。李云龙曾多次听邓小平讲过话，还挨过这位政委的批评。至于这位前129师政委是怎么和刘少奇、陶铸搞到一起去了，李云龙就不太清楚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隔三岔五地就搞一次运动，闲着的时候少，有条规律是铁定的，每次运动都要有人从政治上垮台，李云龙早习以为常了。平心而论，像省、部、军这一级干部，中央还是挺拿他们当回事的，所有的重要文件都是首先传达到这一级。虽然对党内历次发生的重大事件，他也有想不通发牢骚甚至骂街的时候，但有一点他是绝不会变的，那就是对毛泽东的崇拜。作为一个在毛泽东麾下浴血冲杀几十年的老兵来说，那种对领袖的崇敬早已融化在血液中，浸入到骨髓里了。战争年代，无论党和军队处在多么危险的境地，毛泽东都能神奇般地化险为夷，他不是凡人，是神，听毛主席的准没错。

    李云龙觉得自己有了一种突然的感悟，明白了，事情是明摆着的，以前他总觉有什么不对劲，心情压抑，爱发牢骚爱骂街，令人不满的事举目皆是，可又说不出来。远的不说，1960年那场大饥馑一直使他铭心刻骨，心中总像堵着什么，饿死这么多老百姓，总要有个负责任的吧？谁知稀里糊涂就过去了。现在想想，事情便有些明白了，党内还真存在着两个司令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决策总是贯彻不下来，原因就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时时干扰和破坏，能不出事吗？看来这场“文化大革命”实在太必要了，不打倒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天理难容。想起前129师政委邓小平，李云龙便生出几分惋惜。他咋跟刘少奇他们整到一块儿去了？他可是打过仗的人，不像那些从白区来的人，鬼知道他们在白区都干了些什么。邓小平他不应该呀，官当大了，人就容易变，最后就走到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里去了，人哪，学好难，学坏可是一眨眼就出溜下去了。

    李云龙近来心情很愉快，因为眼前的生活一改以前死气沉沉的状态，每天都生出很多新意。他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确是个想象力和创造力都比较贫乏的人，只会亦步亦趋地学别人。前些天他的汽车从街上过，见大街小巷到处是手舞足蹈的人，心里好生奇怪，便命令司机老常停车，他要亲自看看。闹了半天才知道，群众是在跳忠字舞，挺简单的，好学，道具只需一本毛主席语录。群众见他是个解放军首长，便热情地邀他共舞，李云龙本不喜欢跳舞，可这关系到对毛主席的思想感情问题，于是也笨手笨脚地舞之蹈之。司机老常和警卫员小吴见一贯严肃的军长今天居然在大街上左臂前屈，身子做弓箭步状，以示勇往直前。这两个家伙觉得很滑稽，便在汽车里捂着嘴乐起来，李云龙发现后便一手拎着一个人的耳朵把他们揪出汽车，命令二人现学现跳。那天才活动了二十分钟，李云龙就有些腰酸腿疼，他不记得这辈子什么时候这么跳过，抗战胜利时扭秧歌他没参加，开国时狂欢他也没跳，那时已是师长了，得端着点儿架子，哪能像个小青年那样蹦来蹦去？可他现在居然在大街上一会儿呈弓箭步作勇往直前状，一会儿身子后倾，右臂高举，似乎是董存瑞在托举炸药包，居然做得很自然，没有半点儿扭捏，硬是他娘的怪了。这恐怕是气氛造成的，气氛到那儿了，你不跳都不行，跟中了邪似的。对了，部队早上出操反正是活动身子，跳跳忠字舞也不错，一是紧跟了形势，二是突出了政治，三还活动了身子，一举三得。

    第二天早上，根据军长李云龙的命令，野战军数万官兵都手执语录本，在各部队的操场上跳起了极富时代特色的忠字舞。

    李云龙没忘了去梁山分队视察一下，据他所知，这些不安分的捣蛋鬼最烦的就是每天出操练队列，现在改忠字舞了，他倒要看看这些家伙是不是执行了命令。

    还好，命令执行得不错，连段鹏和林汉都跳上了，不过这些腰腿灵活的特种兵不太满意那几个简单的动作，便自作主张地创作了一些高难度动作，作勇往直前状时由几个人搭成一个比较复杂的造型，高低错落有致，然后一声锣响，一个家伙从场外一溜儿空心跟头翻出来，最后一步是踩在一个预先设置好的有弹性的踏板上。于是，一个“旱地拔葱”弹起两米多高，稳稳地落在别人肩上，“唰”地一甩，亮出了一面红旗，一套整体动作算完成了。

    段鹏和林汉面呈得意之色，望着军长，希望得到军长的夸奖。他们昨晚练了一宿，累得够呛，有个家伙翻跟头失误，脑袋先着的地，差点儿把脑袋戳进腔子里，幸亏那小子练过头功，脖子也还结实，只是扭了一下脖子，顶多算轻伤。

    李云龙开始还没觉着什么，看着看着心里就别扭起来，心说以前还真没看出来，这些浑小子怎么还有点儿表演欲？跳忠字舞你就规规矩矩跳，弄这些花里胡哨的干啥？

    在段鹏和林汉期待的目光下，他终于哼了一句：“跟他娘的耍猴似的，明天给我都别练了。”

    在回去的路上，郑秘书问李云龙：“首长，他们搞得不错呀，全军哪个单位也不如他们，您怎么啦？”

    李云龙道：“这个段鹏，就喜欢搞极端，你让他跳忠字舞，他就给你发挥一下，折跟头打把式的弄得像个戏班子，要是再夸他两句，哼！你信不信？明天他敢改杂技团玩儿空中飞人了。”

    忠字舞跳了不到一个月，政委孙泰安又找李云龙商量：“老李，昨天我出去转了一圈儿，发现群众已经不跳忠字舞了，这股风好像过去了。”

    李云龙诧异道：“一个月还不到，也太快啦！看来咱还真跟不上形势，那现在时兴点儿啥呢？”

    “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

    “老孙，你说具体点嘛。我咋有点云里雾里的感觉呢？”

    “天天读就是每天早晨起床先学习毛主席著作，然后向毛主席请示自己一天的工作，这叫早请示；晚汇报就是每天临睡前再向毛主席汇报一下一天的工作学习情况，检讨一下有什么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地方。”

    “早上起床就学？先不刷牙洗脸？也是，学习是大事，应该先放在前边。老孙呀，咱们也开始吧，咱解放军总不能老落在群众后面呀，你说是不是？”

    “那咱们就算定下来了，我通知政治部明天就开始。”

    第二天早晨，起床号响过之后，野战军数万官兵开始了天天读，一时书声琅琅，此起彼伏，军营似乎成了校园。李云龙和孙泰安到各部队巡视了一圈，都很满意。李云龙学着报纸上的口吻说：“嗯，一片新气象。”

    孙泰安附和道：“当然，史无前例嘛。”

    天天读和早请示晚汇报制度实行了没几天，就暴露了一些小问题，政治部副主任鲁山来找军长政委汇报：“天天读好办，学习个一刻钟就行了。问题出在早请示上，一个班十来个人要挨着个请示，先请示完的就可以去洗漱、吃早饭了，所以谁都希望排在前面，不希望最后一个，偏偏有人说话啰唆，不注意控制时间，车轱辘话来回说，先回顾昨天，后请示今天，再展望明天，说一刻钟还收不住话，后面的同志就有意见，嫌他说话颠三倒四抓不住要领，前边这位不服气，便指责后面的同志对毛主席的感情有问题，一来二去就吵了起来，这种情况各部队都有。还有，有些单位又擅自增加了饭前请示活动，每顿饭之前再请示一遍，还必须挨个请示，于是又出现上述情况，每顿饭要用一个多小时，炊事员们也有意见。请军长政委考虑。”

    孙泰安心细，马上就考虑到细节：“这倒是个问题，连队用餐以班为单位，就那点儿菜，大家一起吃，相互谦让一下菜也就够了，要是有先有后就容易闹意见，前边的战士要么不好意思吃，要么就多吃，时间长了，后来的战士肯定有意见。”

    李云龙烦了：“怎么搞出这么多事来，政治部是干吗吃的？这也要来汇报？以后早请示限定时间，每人一分钟。饭前请示就免了，一天三顿饭再加上早晚两次，一天请示五次，哪儿这么多说的？还干点儿别的不干？以后这类事由政治部自己解决，别动不动就请示。”

    随着“文革”运动的不断深化，李云龙渐渐感到一种隐隐的不安，他嗅到一丝不祥气息，事情似乎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这场运动愈演愈烈，已成燎原之势，政府部门的一切工作都停止了，各部门主要负责干部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批斗，连公安局都垮了，根本无法维持治安。野战军和省军区部队只好派出“值勤小分队”，充当起警察的角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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